从“锐实力”的概念演变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与话语创新

《中国记者》2018年第4期 2018-04-17 08:42:40 本文作者:胡钰 沈沁怡本网编辑:沫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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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关于中国“锐实力”的报告,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再次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内涵,讨论了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的内涵与运用,阐释了美国国际话语体系持续更新的国际背景,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发展应增强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权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创新。

【作者介绍】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沁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994年6月,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同为巴勒斯坦裔的英籍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谈到了自己为什么写作《东方主义》与《文化与帝国主义》,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世界和东方的曲解和失实是系统性的 。《东方主义》一书出来后,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学术界、政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即便萨义德本人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但是在美国国内,他依然是被边缘化的,《纽约书评》等主流媒体对他是选择性的忽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认为在主流文化中,尤其是在阶段性的文化中,现在是轮不到我来发声的。人们不看我的文章,人们不看乔姆斯基的文章。虽然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的成立之初是骨干分子,但他现在不为《纽约书评》写文章了。我们必须依靠的是其他报刊,左翼的报刊,小报刊,偶尔出现以下。”[1] “大学者”与“小报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思想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凸显出来。 由此,萨义德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国,肯定是最后的超级大国。”[2] 这种超级权力来自其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也来自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

一、意识形态权力的内涵与“软实力”的提出

英国学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研究人类社会权力史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权力资源是围绕着四种独特资源形成的,即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这四种权力资源相互关联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权力来源于人类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需要,来源于与他人分享规范与价值以及参与审美和仪式实践的需要。意识形态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 [3]

“二战”后,欧洲的权力退出了对世界的主宰,美国取代了西欧的位置,苏联崛起。“冷战”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形成,美国、苏联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在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迈克尔·曼看来,美帝国与跨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一起成为当今全球化的三大支柱。[4]

维系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在美国、英国的执政,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成为世界范围内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思想,也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增添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权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急需在没有致命对手的世界里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当时的民调显示,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走下坡路。[5] 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应对国力衰落和国际力量的变化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国际环境下,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 。约瑟夫·奈认为“同化权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范和制度等资源。”[6]

2006年,在《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行为来达到己方目标的能力”。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大来源:文化(在该文化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当政治价值观普适国内外)、外交政策(当它们被视为合法的并具有道德权威)。[7] “软实力”的概念表明,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维系帝国主义,对意识形态权力的高度重视。 美国很看重让别国模仿自己设置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此产生更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事实上,在全球流行的好莱坞的影视文化是被人们意识到的软实力,而没有被意识到的还有美国汽车广告等商业传播,通过绿色营销话语把中国的生态恶化置于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利用中国公众的绿色消费取向使得中国市场向美国产品的最大限度开放。

二、“巧实力”、“锐实力”的内涵与提出

2004年,美国学者苏姗妮·诺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ris)上发表了题为《巧实力》的文章,首次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 作者认为“巧实力”意味着美国通过同盟、国际机制、谨慎外交和理念的力量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来实现美国的利益。具体包括:稳定化的军队(能够随时被派遣至战场也能承担起战后重建的任务)、重建的同盟关系、改革联合国。[8] 苏珊妮的观点是基于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的批判。她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所构建的旧的国际秩序很好地平衡了大国力量。但现在,当世界的主要矛盾变为恐怖分子时,小布什抛弃了过去的秩序,采取军事单边主义政策,导致全世界兴起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怀疑以及广泛的反美情绪。在这样的局势下,苏珊妮提出拓展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让军事力量和人道主义事业相辅相成,将贸易、外交、对外援助、美国价值观的传播与军事行动看作同等重要。

2006年,约瑟夫·奈在《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也谈到了“巧实力”的概念。文中指出“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并举例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既运用硬实力阻止苏联入侵又运用“软实力”侵蚀铁幕背后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行为就是“巧实力”。[9]

“巧实力”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始于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约瑟夫·奈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巧实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对于如何运用“巧实力”进行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的研究成果。报告中明确提出“巧实力”外交策略分为联盟、伙伴关系和国际机制,全球发展,公共外交,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等五个方面。小布什卸任后,全球经济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朝核和伊朗核问题等都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后遗症,奥巴马政府运用“巧实力”应对。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演讲中说:“我们必须使用任意支配的全方位的工具‘巧实力’。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为每种情况选择正确的工具组合。有了‘巧实力’,外交将成为对外政策的先锋。”[10] “巧实力”的针对性很强,被希拉里频繁用来提及对付中国的崛起。

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发布了一份156页的报告,首次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 报告中,“锐实力”被定义为民主世界里威权政府通过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等渗入、渗透或穿透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现象,尤指中国和俄罗斯。[xi]报告围绕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信息的不对称性、威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中欧和拉丁美洲四个国家“锐实力”影响力的扩大、对弱势民主国家的特殊威胁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作者看来,“锐实力”包括了中国孔子学院的扩张,中国对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政治控制,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RT)全球电视网络的操纵舆论等一系列行为。该报告还归纳了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锐实力”的关键步骤:解决中俄信息不足的问题、揭露威权国家的影响、民主社会防患于未然、重申支持民主价值观和理想、重新认识“软实力”。

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出一篇名为《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的封面文章。文章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国为了崛起寻求征服外国人的人心,称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大学和出版业影响澳大利亚立法委员、中国在德国试图培养亲中的政治家和官员的外国势力等一系列的行为为“锐实力”。文章认为,“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导,来强化一个国家的实力,而“锐实力”帮助威权政权绑架和操纵国外的观点。[12]

三、中国的话语创新与意识形态权力提升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但向西方学习科技、制度等内容,也向西方寻找理论与思想。“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和后发性(相比于西方现代性的内源性和先发性),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舶来性,导致在中国的语境中,社会科学知识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反思性关系除了理论和现实这个维度之外,还增加了中国和西方的维度 。”[13] 这种特殊的维度使得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意识形态能力提升面临很大挑战。

“锐实力”一词从被提出就与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成为美国批判中国、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多是源于“锐实力”。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进程中,许多的中国学者、记者成为西方媒体中报道的“间谍”。从实质来看,“锐实力”是西方话语体系中为体现自身意识形态权力而创造出的针对“威权国家”的“负面软实力”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很强的对立性与优越感。

从“软实力”到“巧实力”再到“锐实力”,美国的话语建构能力与意识形态权力意识不断得到展现。“巧实力”和“锐实力”是“软实力”的两次“复活”。 “巧实力”是由于小布什单边军事政策的种种弊端,美国国内舆论呼唤“软实力”概念的回归和应用。而“锐实力”是由于中国、俄罗斯在国际舆论与文化交流领域的影响力提升,西方世界呼唤重新审视“软实力”的概念。这其中不仅蕴含着把“锐实力”作为“软实力”对立面的寓意,而且也蕴含着提醒西方世界不能忽视“软实力”,要进一步提升“软实力”来对抗中俄的寓意。

“巧实力”和“锐实力”的提出使“软实力”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愈发明显。从历史背景来看,“软实力”的提出是针对冷战后德、日等国的挑战,“巧实力”的提出是指向恐怖主义的极端伊斯兰组织,而近期的“锐实力”则将矛头直截了当指向中、俄。

从“软实力”提出之初,再到“巧实力”与“锐实力”的话语嬗变,这一概念谱系暗含着不对等的文化意识形态(存在“善恶之分”“好坏之分”)以及对抗性的本质(面对追赶者崛起的挑战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从美国自身的实践来看,维护美国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成为主要目的。正如约瑟夫·奈在2004年的著作中谈到的,“全球信息时代的这种政治游戏揭示,软实力的相对重要性将呈上升趋势。”“(美国)政府不但需要美国之音、富布莱特基金等项目,更重要的是避免让政策带上傲慢的面具,而且要立足于为他人所仰慕的价值观。 ”。[14]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为了与世界接轨,不断采纳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学术界从1993年开始引入“软实力”的概念[15]。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正式使用了“软实力”的概念。自此,“软实力”成为了中国学界和全社会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就在中国大规模使用这一概念时,西方的话语创造者们却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提升的不是“软实力”而是“锐实力”,不是基于吸引而是基于交易与胁迫。

仔细反思西方话语中“实力”的内涵就会发现,“实力”一词把国际社会当作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体现的是实用主义哲学下的丛林法则与利益优先。当前在西方不断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右翼势力崛起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而中国的价值观自古以来就不是利益导向的,从来就有“义利之辨”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己视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平等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崛起既挑战了已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也挑战了已有的国际话语体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此时间节点上,中国要认真反思如何提升自身的意识形态权力,不断推动话语创新。一味采用西方话语体系,中国正在继承而不是挑战既定的全球权力关系,也易于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即便中国试图越过意识形态的壁垒,谋求同一性。殊不知,即使完全采用西方话语体系,中国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也是迥异于西方的。

话语体系的背后是社会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学。国际舆论场不会有大面积的长时间的风平浪静,而中国要想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必须加快话语创新。在日益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中国迫切需要跳出西方各种话语体系陷阱,用自己的话语创新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不同于旧的殖民实力和资本主义国家的。 中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发展实绩讲述了中国版本的“大国崛起”的故事,还更要重视依靠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发展”的魅力。从“天下大同”的理念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中国的话语创新有着无尽的资源和可能。

参考文献

[1] [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M], 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2] [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M], 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3]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上》[M], 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上》[M], 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5] Nye, J. S.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1990, 80(80):153-171.

[6] Nye, J. S.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1990, 80(80):153-171.

[7] Nye, J. S. Think Again: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2006(152).

[8] Nossel, S. Smart power [J]. Foreign Affairs, 2004, 83(2), 131-142.

[9] Nye, J. S. Think Again: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2006(152).

[10] CBS/AP, 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N], January 13, 2009. https://www.cbsnews.com/news/clinton-use-smart-power-in-diplomacy/.

[11] Cardenal, J. P., Kucharczyk, J., Mesežnikov, G.,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R]. 2017, 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12] The Economist, Sharp Power [N]. The Economist, 2017(22):9.

[13] 陶东风:《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迷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第25-27页。

[14] 约瑟夫·奈:《软实力》[M], 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3页。

[15]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3):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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